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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春秋】那一年,我教英语(散文)

来源:小说网 日期:2019-12-16 分类:QQ日志

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,我正在兢兢业业地批改作文。

我拿起手机来一看,号码很陌生,下面一行小字提醒电话来自广东深圳。我便毫不犹豫地挂断了。在我的印象中,我好像没有亲戚朋友在那边发财。骗子,肯定是骗子!现在的智能手机就是好啊,不仅可以通话、上网,还能够防骗。我不禁对智能手机的发明者油然而生出敬意来。

一会儿,手机再次响起,还是刚才那个号码。我没有接听,也没有挂断,任由它响个不停。对付骗子最好办法就是,不理他。殊不知,这个骗子态度竟然异常坚决,连续拨打了十多次,完全是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式。而我,也以我近半个世纪修为的定力,耐心地隐忍着。任尔大呼小叫,我自岿然不动。

最后,一条短信发了过来:“老师,我不是骗子。我是你以前的学生王二妹。”

哦,我想起来了。这是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教过的一个学生。大名叫什么,我已经忘了。因为她是一个同事的堂妹,我们都叫她王二妹。前些年曾听说她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深圳那边打拼,很是发了些财。

电话紧随短信又打了进来。王二妹说,她代表她们年级的所有同学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初中同学会。教书近三十年,我还是第一次受邀参加学生的同学会,自然是欣然答应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那一年,我到底教的是哪一个学科呢?

我是1987年中师毕业的,教了一年小学,就借调到团结乡初级中学任教。这里也是我曾经苦读三年的地方。这所学校,用“袖珍”一词来形容,一点也不为过:全校只有六个教学班(初中三个年级各两个班),老师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二十人。老师们的学历,大都是高中和中师,有几个还只有初中文凭。学历最高的校长,那专科文凭也只是通过进修得来的。老师人数少,学历低,专业与开设的学科不搭配,是那时候大多数乡村中小学的通病。校长常常抱怨锣齐鼓不齐,有了打谷人,却找不到割稻手,老是凑不齐那“一班斗”。于是,我在学校便成了“听用”。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,就叫做“我是学校的一块砖,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”。

本来,我以中师生的身份借调到初中,是准备教语文的。那时我正在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,也曾在心中暗暗立下宏愿,要当一名作家或者诗人,哪怕是不著名的也行。可是到了初中之后,一次办黑板报,我用红墨水染的彩色粉笔随手写了几个黑体美术字,竟然得到了见多识广的校长的大大的赞赏,于是在排课的时候,我的课表上便多了美术课一项。后来,教物理的老师上调了。临走的时候,他极力向校长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。因为我以前是他的学生,并且在一次半期考试的时候考过满分,他一直视我为他的得意门生。再后来,我好像还教过其它的学科,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。至于王二妹他们这一届,我究竟教的是哪一科?我连续想了好多天,也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。唉,还是别想了吧,以免想白了我的少年头。

聚会那天到了目的地,一声声“老师好”牵引着我茫然的目光。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脸,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时光飞逝如电。当年那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孩童,而今都已是人到中年。当同学们热情地自我介绍之后,那一个个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,一双双曾经纯净明亮的眼睛,便纷纷从我脑海里浮出。最后,一张女生的脸,让我心里一颤,脸不禁红起来了。那张脸,虽然比当年成熟了许多,但那矜持的笑容,那自信的目光,依然没变。看到她,我终于想起,那一年,我教的是英语!因为那时,在全年级两个班一百多人中,只有她一个人,英语能考及格。

那一年教英语,是我这一生的隐痛。

英语,既不是我的专业,更不是我的专长。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,我才开始知道有一门学科叫英语。最初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女老师。据说她是在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短期培训后,便来走马上任的。刚开始教字母,还算顺利,我们也学得兴味盎然。等到学单词和句子的时候,那速度便慢了下来。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,一个单词“JEEP”,她竟然教了一节课。后来这个老师调走了,先后又来了几个高考落榜的代课老师,但教学的速度仍不见提升。到初中二年级结束的时候,我们连第一册的英语书都还没有学完。

初三的时候,情况终于有了改观。中师英语班毕业的杨老师来教我们英语了。虽说只是中师毕业,但杨老师却是全校英语水平最高的老师,也是全校唯一的英语专业老师。我们每个年级的学生,都只有读到最后那一学年的时候,才能有幸聆听到他的教诲。这是学校的策略。因为毕业升学考试要考英语,象杨老师这样的优质珍稀资源,只能用在最需要的时候和最需要的地方。这就叫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杨老师果然名不虚传。他一来,我们的英语教学进度马上就有了质的飞跃,以前似蜗牛,现在赛飞机。杨老师来了,我们才知道原来英语有音标,就象我们汉语的拼音一样;杨老师来了,我们才明白了英语的名词要分单数和复数;杨老师来了,我们才懂得英语的动词有时态的变化……经过两个学期艰苦卓绝的努力,我们在杨老师的带领下,终于学完了初中英语教材的一到五册。还剩最后一本,实在是有心无力了。幸好那时毕业升学考试只考前五本。

毕业志愿表上,我只填报了县里的中等师范学校,因为那学校不但有免费的午餐,还有同样不用给钱的早餐和晚餐。根据当年的招考政策,报考中专和中师,英语成绩是不计入总分的。但我仍然考了七十多分,屈居全校第二。第一名那哥们考了八十多。而全校及格人数,也就只有我们哥俩了。

我中师毕业回到母校教书的时候,杨老师还在那里。他仍然是全校唯一的英语骨干老师,每年都只教毕业年级。一二年级的英语老师,便只能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。张三走了李四来,民办下课代课上。终于有一年,学校实在无人可换了,连代课老师也请不到:会的不愿来,愿来的不会。眼看着就到九月一号了,校长急得如火烧中堂。关键时刻,杨老师为校长解决了燃眉之急,他向校长推荐了我。杨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你原来的英语基础较好。你来教一二年级,我很放心。我教最后一年也轻松一些。况且,你看现在的学校,最紧缺的就是英语老师了。如果想要上面分配专业老师到我们这种山旮旯的中学来,不晓得要等到猴年马月。越是稀缺的学科老师,下岗的可能性就越小。”

杨老师的一番好意,就把我这只鸭子赶上了烧烤架子。在校长许诺给我争取一个离职进修英语的名额后,我便忐忐忑忑地走上了英语课的讲台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真是太佩服我自己了。一个只学完初中二年级英语的人,在荒废了五六年之后,居然敢走上初中英语课的讲台,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!

那些年,没有录音机,没有录音带,上课全凭一个老师一本书,一支粉笔一张嘴。教英语,最难的恐怕要数发音的问题了。那时候,很多英语学得不错的同学,都是靠死记单词的拼写,硬背单词的意思,却读不出单词的发音。人们幽默地称之为“哑巴英语”。幸好那时的英语考试,还没有考听力一说。可是,作为英语老师,在课堂上却不能是“哑巴”,你必须给每个单词一个读音。,我便只好硬着头皮,贵州骡子学马叫一般,读吧。发音不标准不要紧,反正学生们是不知道的。那一届的学生都知道我脾气好,从不轻易发火,更不打骂学生。他们都表扬我很有涵养。他们还发现我很腼腆,一上课就脸红,并给我取了个绰号叫“大红脸”。

所谓大者,是为了与班上一个总是红着脸的小女生相区别。那女生叫“小红脸”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,那小女生的脸红,是含苞待放的红,是正红。而我的脸红,则纯属是心虚。每读一个单词,我都要不断地问自己:是这样读的吗?每讲一个知识点,我都会反复研究教参,生怕照本宣科也出错。自己知道自己只有几斤几两,又怎么好意思责备学生没有学好呢?好脾气好涵养也就自然修炼成了。感谢那位每次总能考及格的女生,是她给我保留了一点点尊严,稍稍减轻了一点我的负罪感。

总算熬过了两年,实感力不从心。我找到校长,请他兑现承诺,并暗下决心:苦读两年后回来再大干一番。校长爽快地同意了。可当我把申请书递交到区教办的时候,教办主任无奈地对我说,离职进修,工资照领,这样的好事谁不想干?可政府负担过重,既要给进修的老师发工资,又要花钱请人代课,哪有那么多钱?所以名额极其有限。

今年我区唯一一个英语专业的离职进修名额,已经有近水楼台者先得了(后来经打听才知道,那是一个副县长的外甥,并在进修毕业之后,调到了县外)。主任不忍看我失望,说可以给我一个数学名额,但只能函授,不能离职学习。

走出区教办,我默默地把有主任和校长签字的申请书撕成了碎片,让它们随风飘散。从此,我再也没教过英语。可那一年教英语,却成了我永远都不愿提及的伤痛。它如一种暗疾,被我深深地藏在厚厚的躯壳里,不敢示人,也生怕被人无意中揭了疮疤。时至今日,我已是两鬓斑白,而脸还常常会无缘无故地红。我曾暗自得意:这是我水色好啊,真正的鹤发童颜。老婆则说我肯定有毛病,不是高血压,就是心脏病。硬拉着我跑遍了大小医院,结果是一切正常。今天看到当年的学生,想起那一段往事,我才明白我经常脸红的真正原因。

当同学们热烈鼓掌,欢迎老师再上一堂课时,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上了讲台。我真想给他们来一段流畅的英语,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可是我不能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当年那点英语知识,教了一些给学生,还了一些给老师,自己的脑中早已是空空如也,甚至连“来是COME去是GO,点头YES摇头NO”都已经不会了。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坦承了自己当年英语水平的低下,英语知识的匮乏,并为误了大家表示深深的道歉。最后我说:“让我聊以自慰的是,虽然你们英语没有学好,却并没有耽误你们长成帅哥美女,也没有耽误你们发家致富。只是断了你们当汉奸的路……”

我想,我的脸肯定又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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